重建“附近”，找回具体

前一篇，我们聊到了托克维尔式“民主社会”的代价：当旧日的宗族与贵族制度瓦解后，我们获得了自由，也成了悬浮的孤岛。

既然我们不可能、也不愿退回到旧式宗族的束缚中，在这个原子化的荒原里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难道只能在“极度的内卷”与“对宏大叙事的依赖”之间摇摆吗？

顺着托克维尔的目光，再看看当下的生活，解药或许藏在人类学家项飙老师反复提及的一个概念里：“附近”。

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给出的药方是“结社的艺术”。

他认为，在政府（唯一的巨人）和个人（无数的沙砾）之间，必须存在无数个“中间团体”。它是社区互助会，是读书俱乐部，甚至是哪怕一起修条路的小委员会。只有在这些团体中，原子化的个人才能重新建立连接，抵抗孤独。

而把这个百年前的洞见平移到今天的中国，就是项飙老师所说的：我们需要“重建附近”。

项飙观察到一个非常“托克维尔式”的当代现象：现代人的生活，往往只有“极远的宏大”和“极近的自我”，中间是一片真空。

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对万里之外的国际局势发表万字长文（极远），也可以对那个迟到两分钟的外卖小哥大发雷霆（极近的私利）。

唯独那个中间地带——我们的邻居是谁？小区楼下的保安换没换人？菜场里卖菜阿姨最近为何愁眉不展？——这些具体的“附近”，在我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。

“附近的消失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生活的具体性消失了。

在算法和互联网的加持下，我们习惯了通过APP解决一切。我们不需要和“人”打交道，只需要和“系统”打交道。

项飙老师曾说，“附近”不仅仅是物理空间，它是一个基于生动关系的生态系统。

当这个生态系统消失，我们对他人的想象就变得抽象而贫瘠。我们容易把人简化为“资本家”、“打工人”、“外卖员”、“路人”，而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“具体的人”。

这种“悬浮”感，正是焦虑的温床。因为在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里，没有真实的触碰和反馈，只有无尽的数据对比和优绩主义的鞭策。

我们像一个个陀螺，“在欲望里转，在挣扎里转”。

所以，托克维尔说的“民主社会的重建”，与项飙说的“最初500米”，可谓殊途同归。

我们要建立的，不再是旧贵族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（Noblesse Oblige），也不是宗族社会那种不论是非只论亲疏的捆绑，而是一种基于自由选择的、横向的温情。

重建附近，也是一场“反抽象”的练习，就像我给自己的写过的一个签名一样：拒绝抽象病，站在人这边。

当我们不再把快递大哥、门卫大叔看作一个“功能”，而是可以和他们聊两句家常；当我们主动参与小区的公共事务，而不是只等着“上面”来管；当我们尝试在兴趣社群里建立线下的连接，去直视对方的眼睛。

这看起来很琐碎，毫无宏大叙事的意义感。但正是这些微小的互动，构成了民主社会的“毛细血管”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不仅是独立的个体，更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共同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