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性不是数学题，而是产权的边界问题

最近翻了翻罗伊·科达托的《开放宇宙中的效率与外部性：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视角》。该书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，可以用来审视那些针对外部性的“政策常识”。

对于环境污染、资源分配不均，或者是某种看似不公平的竞争，当下的主流声音会迅速将其归类为“市场失灵”。紧接着，一套名为“外部性理论”的工具箱就会被打开：征税、补贴或者行政管制。

但科达托在这本书里提醒我们，这种思维路径其实隐藏着一个极其隐蔽的陷阱，他称之为“涅槃谬误”：

简单来说，就是拿现实中任何不完美的制度，去和一个“完美、全知且零成本”的理想方案作比较。

当人们批评市场信息不完美、存在外部性时，他们心里预设的参照系往往不是另一个同样由普通人组成、同样面临信息匮乏的真实政府，而是一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、全知全能的乌托邦。

这种比较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，它不是在“现实选项 A”与“现实选项 B”之间做权衡，而是在拿“真实的瑕疵”去对抗“虚构的完美”。

这种认识论上的错位，往往会导致政策上的适得其反。比如书中提到的“眼镜蛇效应”：

印度殖民时期，政府为了消灭眼镜蛇而发放赏金，结果人们为了领赏开始大规模养蛇；当政府意识到不对劲并取消赏金时，养蛇人把蛇统统放生，导致蛇灾反而比原来更严重。

科达托指出，许多环保政策和减排计划也面临同样的困局。当权力试图通过干预去修正一个复杂系统的所谓“错误”时，由于它根本无力预见干预本身带来的激励扭曲，往往反而加剧了它想要消除的问题。

在这本书里，科达托并没有停留在对干预主义的嘲讽上，他试图重建一套关于“效率”的逻辑。主流经济学计算效率时，喜欢设定一个“完美竞争”的基准，认为价格必须精准地等于边际成本。

但科达托认为，在一个“开放宇宙”里，这种静态的计算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价值是主观的，成本和收益只存在于个体的脑子里，外部观察者根本无法通过测量和加总得出所谓的“社会成本”。

他提出了一个叫“交换效率”的概念。在他看来，效率不应该被定义为某种资源配置的特定结果，而应该被定义为一个制度环境。这个环境是否允许个体自由地追求目标，是否能让人们有效地协调彼此的计划？

如果一个制度能够清晰地界定私有产权，并且允许自由交换，那么它就是高效的，哪怕它在结果上看起来并不像那个完美的模型。

顺着这个逻辑，科达托重新定义了“外部性”。他认为，外部性问题本质上并不是什么“市场定价失灵”，而是“产权冲突”。

如果一家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侵蚀了邻居的房产，这不应该是一个需要政府去计算“最优税率”的数学问题，而应该是一个需要法院去处理的侵权问题。

这种区分非常关键。当我们把污染看作是对他人产权的侵害时，解决之道是严格执行产权规则，也就是侵权法。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需要行政手段去平衡的“社会成本”，我们就陷入了涅槃谬误，赋予了行政机构一种它根本不具备的、测量他人效用的能力。

书中还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：并不是所有的外部影响都需要政策干预。如果邻居在自家院子里放了一辆非常难看的旧车，这虽然可能让你感到不快，产生了一种“心理成本”，但只要他没有越过边界侵犯你的财产，这就属于他在自己产权范围内的合法行为。

试图通过政策去纠正这种“非政策相关的外部性”，实际上是在破坏产权的确定性。这种破坏带来的代价，远比一辆丑陋的旧车要严重得多。

读完科达托的论述，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推崇一种“过程的正义”而非“结果的完美”。在一个信息永远不完全、未来永远不确定的真实世界里，我们唯一能指望的，是一套确定且排他的产权规则。它像一根根红线，划清了每个人行使自由的边界。

我们不需要政府去模拟一个不存在的完美市场，也不需要专家去代劳那些主观的价值权衡。我们真正需要的，是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，并在这个边界清晰的制度框架内，允许每个人通过交换和试错，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局部最优解。

这种视角可能没那么有英雄主义色彩，也不像那些宏大的干预计划那样听起来振奋人心，但它至少更诚实地面对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不完美的、开放的宇宙。